《洪箱與土地正義》新書出版(前言)

 

2025.6

前言
 
二○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稍稍擺脫炙熱氣息的初秋時節，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即將收割的稻穀隨風搖擺。不同季節來到這裏，都有不同景色，尤其初夏時節，田地裏錯落的西瓜，最能展現灣寶農地的風華。

後龍鎮位於苗栗縣西部沿海，是少數縣內閩南人，多於客家人的鄉鎮，以種西瓜、地瓜聞名。二○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位於後龍鎮的高鐵苗栗站通車，台北到後龍只要四十多分鐘，大幅縮短了城市與鄉村的距離。

從高鐵苗栗站搭車約十五分鐘就進入灣寶里，大片農地隨即在眼前展開，從灣寶里七鄰轉進一條農水路，就是洪箱的家。她家不會上鎖，她不在，就自己打開門坐下來等她。她在，才剛踏進屋前空地，就看到她笑著跟你揮手。

洪箱的好客，以流水席展開，她用親手種的蘿蔔、地瓜、西瓜、稻米，告訴我們，為什麼應該愛惜農地。

「農地會使種遮爾濟物件，是按怎一直欲共伊毀掉？」

於是我們知道，對土地的愛，不需要崇高的理由，只需要味覺。

她不引經據典，而是用平實的語言，告訴我們，農地對農民的意義。

「日本時代阮阿公、阿爸欲食一碗米就足困難，這馬咱已經是民主社會，但是政府的做法，欲愛你的土地，就欲共你徵收。農民的生命來源就是土地，政府官員坐佇辦公室吹冷氣，從來袂了解作穡人，欲挃的是啥物？」

她的語言獨特又有魅力，批評政府直接又深得人心。

「行政院、農委會毋知樣遮是特定農業區嗎？是按怎阮遮的人行兩年外，農委會遮講，遮是特定農業區袂使徵收？阮里長叫農委會愛切腹，農委會是農民的爸母官，毋敢講實在話，你有啥物臉，面對遮的農民、遮的土地？」

在她身上，我們看到勤儉、刻苦、樂觀、善良的台灣精神。而一旦遇到不公不義，又義無反顧站出來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她在抗爭過程中，更展現無私的精神，拒絕苗栗縣政府用排除她家不必徵收，意圖使她退出抗爭。抗爭成功後，她又走遍台灣各地，聲援其他迫遷戶，把溫暖給予眾人。

她對這些價值觀，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

這天，洪箱家門前那塊空地，架起一個大帳篷，四周滿滿的人潮、鮮花，正中央一張她笑容滿面的照片，一如往昔親切問候大家。

人潮散去後，我獨自站在她家旁邊那塊農地前，看著遠方的白雲，聽著空氣中流動的風聲，想著，該把洪箱與土地正義的故事，好好寫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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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主軸，是以洪箱為中心，貫穿全國各地知名的土地徵收事件，這些事件，她全部參與過，給予當事人許多支持、友愛、以及力量。

她不只參與土地徵收事件，也為許多不公義的事挺身而出。她聲援桃園在地環保人士潘忠政，反對政府為了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破壞大潭藻礁。衛福部進口萊克多巴胺美國豬肉，告人權醫師蘇偉碩散播不實訊息。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高雄地檢署傳喚蘇偉碩，洪箱到場聲援他。

「民進黨以前定定講民主，提著政權了後，是按怎對付人民？想欲作啥就作啥，毋免佮人民溝通。提毒予咱食，有人講出事實，就欲共伊起訴，這是啥物政府？」

她總是能用最中肯的語言，說出許多人的心聲。

她參加秋鬥遊行，帶著蒸熟的地瓜到現場義賣。她獨自發起記者會，為農民的用水權發聲，抗議政府枯旱時，總是犧牲農業用水。因為這些對土地的付出，二○二二年四月七日，她獲得全國ＮＧＯ團體授與「環保終身成就獎」。
         

那天致詞時，洪箱說出反對徵收農民的心聲。

「當初阮土地欲予徵收，我有二甲外地，連厝可能有規千萬，徵收了後，一寡錢可能到我死攏會使用著。毋過我干焦會曉作田，逐工閒閒等死，這種人生毋是我欲挃的。而且，恁講的阮攏愛接受，這對阮無公平，所以我抗爭。我真幸運，有足濟人來共阮鬥相共，阮的土地遮會使保留落來。」

這本書記錄的時間，從二○○九年洪箱反「後龍科技園區」徵收，到二○二五年本書出版，總計十六年。洪箱的部分，則到二○二二年九月「坤輿掩埋場」事件結束為止。書中案例，除了坤輿掩埋場，其餘都是土地徵收事件。

經濟學大師彼德‧杜拉克，在他的回憶錄「旁觀者」中說：
 
社會終究是由許許多多的個人、和他們的故事組成。他們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他們將社會真相折射或反射出來。
 
這本書寫的，就是這十六年間，洪箱與書中人物，追求土地正義的故事。有些已經結束、有些持續發展中。從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要反對徵收？台灣的徵收制度，又出了什麼問題？未來又該如何改變？

這些案例，依徵收類別分為四部：一般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另類徵收。第一部「一般徵收」，有後龍灣寶、屏東鐵路、南鐵東移三個案例。

一般徵收，是指徵收有明確用途，例如蓋科學園區、滯洪池、開路等等。爭議在於，是否選了合適的地點、以及徵收程序是否合法。

例如後龍科技園區，最終在內政部區委會被駁回，理由就是「區位選擇不適宜」，因為這裏的特定農業區比例很高，很多農民也反對徵收。但並不是所有評估都這麼理性、科學，屏東鐵路、南鐵東移這兩個案例，就看到徵收的公益性、必要性，只由政府片面定義，徵收正當性，受到很大的挑戰。

第二部「區段徵收」，有大埔張藥房、機場捷運Ａ７、社子島三個案例。有別於一般徵收有明確用途，區段徵收卻沒有，只要政府畫一個區域，就會以「整體開發」名義，變更都市計畫，指定以「區段徵收」開發。

被畫進範圍內的土地所有人，除非有特殊情況可以排除，否則一律強迫徵收。徵收後，政府發還四成土地給地主，如果配回土地達不到最小建築面積，就只能拿補償金離開。另外六成土地，三成做公共設施，三成政府拍賣獲利，這種形同搶劫人民土地的制度，被許多學者點名應該廢止。

第三部「市地重劃」，有黎明幼兒園、大寮與大樹、鳳山鐵路四個案例。市地重劃分公辦、自辦兩種，公辦是政府辦理，自辦是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其中又以自辦重劃爭議最大。

因為，雖名為自辦，但法令卻規定，只要一半地主、擁有土地面積一半以上，政府就會核准重劃，不同意者也要被迫參加。二○二四年十月十六日，監察院一分報告指出：「名為獎勵人民自辦，實由開發公司主導，自辦已淪為話術，甚至成為財團圈地，掠奪私人財產的工具。」

第四部「另類徵收」，是指非屬於前三類的事件，但同樣面臨失去家園的危機。包括：許素華與賴碧珍、大林蒲遷村、坤輿掩埋場四個案例。

許素華與賴碧珍，是台灣土地制度在政治、社會改變後，造成她們與建商之間的產權爭訟。以現行法律來看，她們的勝算很低，情況最令人同情。而這兩個案例，正可以檢視《兩公約》的適足居住權，在台灣是否獲得保障。

有別於反對徵收，位於高雄小港區的大林蒲居民，卻期待早日遷村。這個因一九七○年代政府推動十大建設，土地被徵收做工業區，失去土地、海洋、被八百根煙囪包圍的村落，因為二○一五年前總統蔡英文，提出在這裏蓋循環園區的政見，政府才有遷村想法。但直到今日，遷村依然遙遙無期。

最後一章坤輿掩埋場，是洪箱人生最後的戰役，她對這個案子的付出，最能展現人性的光輝，最後在龍昇村民誓死抗爭下，守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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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裏，一定有讀者質疑，難道政府為了建設，都不能徵收人民的土地嗎？過程中都沒有地主贊成被徵收嗎？

的確，政府基於公共利益，有時需要徵收人民土地。但公共利益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必須明確，而且要由多數人參與定義，不是政府片面決定。但實務上，都市計畫在規畫過程不公開，形同黑箱。規畫完成後才舉辦說明會，但到了這個階段，居民表達的意見，通常不被接受，才會引發抗爭。

另外，徵收是一種強制剝奪人民財產的行為，跟《憲法》賦予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抵觸。因此，政府應窮盡一切努力避免徵收，尋求其他取得土地的方法，包括：優先使用公有地、購買、以地易地等等。

也就是說，徵收必須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即使最後不得已要徵收人民土地，也要給予充分補償。不能讓人民因土地徵收失去他的家，或領取的補償金，無法買回相同條件的住家，導致徵收實質上變成掠奪。

至於是否有人民贊成被徵收？當然有，每個人對土地的感情、使用方式不同，應給予不同價值觀的人，有自由選擇處分財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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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資料蒐集，主要來自我這十六年來，採訪土地徵收事件的報導及手記，寫作本書期間又做了大量訪談，並參考各種相關資料。由於平常有做採訪場記的習慣，留下許多當事人的對話，成為這本書珍貴的素材。

這些對話，為求原音重現，依照當事人使用的語言，忠實紀錄下來。書中台灣台語部分，主要參考「教育部台灣台語常用詞辭典」。第一次寫書用這麼大量的台語，對我來說是一件不小的挑戰，在不斷翻查辭典、反覆修改後，漸漸能夠掌握要領，是寫這本書的意外收穫。

另外，這本書的用字非常精簡、句子也很短，我覺得很適合朗讀。

書中使用的機關名稱、個人職稱，除了機關名稱會在第一次出現時，用括號註名最新名稱外，其餘都使用事件當下的名稱及職稱。

洪箱常說自己是一個「庄跤的歐巴桑」，但在很多人心中，她早就像泰戈爾說的，「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是台灣農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如今，洪箱雖已遠行，但她散發的光，持續普照這片土地、溫暖人心，期待大家能從書中感受到她的風采。並從她身上，看見台灣農村善良、智慧、堅毅、推己及人的特質。而這些，才是台灣真正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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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在她的書「自己的房間」中說：
 
當論述者不動私情，冷靜地據理力爭時，只會專注於論點。讀者也會一心不二，關注論點本身。」
 
我把這段話，當成寫這本書的宗旨。寫土地徵收、環境事件，經常碰觸社會的黑暗面，心情難免跟著起伏。但論述者的責任，是保持冷靜、不動私情，同時避免使用情緒性、或偏見的用詞用字，只專注在論點本身。如此一來，就像吳爾芙說的，讀者才能一心不二，關注論點本身。

對一個記者來說，能得到的最大回報，就是報導當下，就能發揮改變的影響力。但多數情況卻不是這樣，很多努力似乎徒勞無功。

但我依然懷抱樂觀的心情，相信只要繼續寫下去，失敗的結果，能夠拯救未來，或至少不要被忘記。這也是我寫這本書，心中一個小小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