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採取強制手段，忽略民主國家應有的居住權。
本文同時刊登於《風傳媒》
文‧朱淑娟2022.7.12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發起的「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展」，在台北萬華剝皮寮展出，這55個案例遍及全國各地，大致分為三類：土地徵收(一般、區段)、市地重劃(公辧、自辧)、土地沒收。涉及這三類徵收的法條，有的過時不合理、有的是執行者自創違法的行政規則，從這些迫遷案可見證台灣依然是威權國度。
沒有明確公益的區段徵收應廢除
這其中又以區段徵收的爭議最大，而它甚至沒有明確定義。《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範政府在符合公益、且有明確用途的情況下可以徵收私有地。但在第4條的區段徵收規定中就只說：「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區段徵收」，而所謂「下列各款」包山包海，任何地方政府想要的都可以動用區段徵收。
徐世榮提到，台灣法令最早出現區段徵收，是民國75年修《平均地權條例》時在修法說明欄裏的一個定義：「區段徵收是政府強制民間一定要參與的土地合作開發事業。」他強調：「這個定義不是矛盾嗎？合作開發，表示政府或建商來跟我談，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怎麼跑出政府強制民間，而且還一定要？」
另外在《土地法》第212條第2項也提到：「區段徵收是一定區域內的土地，重新整理。」徐世榮認為：「這有定義等於沒定義。」例如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還發明「蛋黃、蛋白」，把航空用地以外的地區稱為蛋白區，視為「一定地區」納入區段徵收，卻不必交待徵收的公益性及必要性。
區段徵收另一個問題是，既要享有土地徵收的公權力，於是把區段徵收的規定放在《土地徵收條例》中，但又不想受到土地徵收的約束，於是開創很多例外。在台北社子島的案例中，就出現土徵條例第4條第2項的「先行區段徵收」，而且另訂《區段徵收實施辦法》，取代土地徵收程序。
還有，《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如果政府徵收土地後，並沒有依原來的計畫使用這塊地，表示沒有徵收必要，應該還給人民。但又在同法第9條第1項排除區段徵收。於是處處可見名不符實的區段徵收，但卻無法撤銷。
例如「台北港區段徵收」，當時說要打造成台灣迪士尼，結果現在變成砂石廠。「桃園機場捷運A7站」，內政部宣稱要興建產業專區，提供台商鮭魚返鄉投資基地，最後產專區只有兩個單位得標，其他都標給建商蓋大樓。
自辧市地重劃，應100%全數地主同意
第二類徵收是市地重劃，其中自辦市地重劃的公益利益更模糊，法令規定只要3/10地主、且土地面積達3/10就可以發起重劃。許多地主不明不白被財團劃進他要的重劃區內，不同意者，財團就會用盡各種手段逼你交出土地。
2016年7月29日《大法官第739號釋憲文》就指出，過半數或七位地主就可以發起成立重劃籌備會的規定過於寬鬆，不符合正當行政法律程序。但大法官做出的解釋並沒有造成實質影響，地方政府依然繼續做他要做的事。
「黎明自辦市地重劃單元二」就出現許多弊端，台中地檢署提起公訴，依背信罪起訴建商虛灌地主人頭、虛增重劃及拆遷經費。但你去找市政府，他會說這是建商跟地主的糾紛，他無法介入。解決自辧重劃問題的辧法，就是應該100%地主同意，政府公權力不能釋放給財團，讓他們拿著公權力壓迫不同意戶。
歷史因素造成的土地没收，是轉型正義的重點
第三類徵收案例，徐世榮界定為「土地沒收」，典型的案例有台大實驗林莊家一案，他們從日治時期就住在溪頭，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要求人民在很短的時間裏，拿出日本時代的土地權狀重新登記土地，但日治時期很多土地並沒有登記，於是莊家變成土地佔用者，最後被迫拆屋還地。
類似的案例還有捷運新店站旁的瑠公圳迫遷案，賴家在日治時代受瑠公農田水利組合委託看顧水圳邊坡，戰後他們數度向水利會提出承購土地但都遭拒，依法他們有優先購買權，但最後瑠公圳水利會把土地賣給建商，建商反告賴家佔用。官司有贏有輸，最後判決賴家應拆屋還地。徐世榮認為，這是歷史因素造成的土地爭議，應該視轉型正義的重點，另立新法解決。
土地徵收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政府要有相當的理由才能徵收人民土地，但在台灣卻是政府自己界定公共利益、甚至沒有正當程序。而只要政府面對土地徵收的威權心態不改，台灣距離民主國家就會愈來愈遠。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