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榮送書給蔡總統，期待她能終止迫遷。
原文刊登於《信傳媒》
文‧朱淑娟2016.10.19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經常站在街頭聲援迫遷戶，他不斷講述浮濫土地徵收對人權的侵害，最近他出了一本書「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更往前追溯60年，看見台灣的浮濫徵收史。他期盼這本書能讓大家理解土地徵收的種種問題，並期待化為行動力量，讓土地正義早日回到台灣社會。
徐世榮於10月18日在台北舉辦新書分享會，會後帶著一本親筆簽名書，步行到總統府送給蔡英文總統。他寫給總統的一段話是：「盼請蔡總統能夠了解受徵收戶及受迫遷戶的痛苦，並立即停止目前的浮濫徵收及強制迫遷。」
徐世榮是台灣極少數走上街頭的地政學者，也是極少數始終如一、不因政黨偏好而左右自己立場的學者，受到社會敬重。他說，如果不是情非得已，沒有人喜歡走上街頭，他自己就因為曾在街頭被捕，至今左手無法舉高。
他之所以會走向土地關懷之路，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後天的因緣。他來自雲林大埤鄉典型的農村家庭，對農地有先天的感情。大學聯考選系時「笨笨的按照分數填志願」結果念了政大地政系。赴美求學改念政治及都市政策，遇到Robert Warren教授，這位教授非常強調社會參與、關懷及實踐，70多歲了還上街頭。徐世榮說，自己會持續關懷社會主要就是受到Warren教授的影響。
土地徵收的惡息，從威權時代延續至今
而他的土地改革研究則是從1996年一場田野調查開始，過去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正當性都建立在「地主無惡不作、剝削佃農」之上，但這次田調卻徹底改變了他，一位70多歲的佃農跟他說：「老師你都不知道，我們頭家好可憐，我們還要偷偷送東西給他吃。」他聽了非常驚訝，1952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府不是說地主都可以保留中等水田三甲嗎、怎麼會沒有東西吃？」
事後找資料才發現，並不是每個地主都如此，其實地主有很多類別，並不是大家想像的，擁有很多田、住在都市、請專人收租那種少數的富人。依當時的資料顯示，台灣地主戶數多達10萬，怎麼可能這麼多？原來多數地主擁有的土地非常少，有的靠出租維生，但當時認定只要把田租出去就是地主而被強制徵收。
同樣不合理的事也發生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上。他認為這段土地改革的不周延所導致的人權侵害，應納入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
而這種從威權時代延續下來的隨意徵收惡習，並不因解嚴或政黨輪替而改變，反而變本加厲，變成一種政府拿百姓土地賺錢、拉攏派系的工具。地方政府透過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取得配餘地、抵費地後標售獲利，已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兩項財源，台中七期重劃區光標售抵費地，台中市政府就大賺300億。
台灣政府都告訴人民「有建設就一定有徵收」，但並非如此，日本成田機場徵收案後檢討，現在徵收已大幅減少。德國的徵收也幾乎沒有，他在美國住了九年，從來沒有一個土徵收事件發生在生活周遭，台灣政府卻一直在誤導民眾。
非但如此，還發明一些光怪陸離的土地徵收法，例如機場捷運A7站的徵收，用了「預標售」的手法，還沒定案，你還擁有土地所有權、還坐在客廳，但你家已經被標售出去了，徐世榮說：「這種事竟然發生在21世紀的台灣！」
還有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厚厚一本都市計畫書，只有一面在談土地徵收，而且不談徵收的必要性，是列在財務計畫裏計算徵收這323戶要花多少錢。在美國談都市計畫第一件事就是談憲法，但台灣不談，只談徵收，這是嚴重的偏差。
以聽證會的正當程序，減少土地徵收侵犯人權
要減少不當的土地徵收侵犯人權，徐世榮認為最重要是推動正當程序，也就是「聽證會」。為什麼要舉辦聽證會，他的見解如下：
土地徵收必須符合公共利益，而目前土地徵收最大的爭議就出在「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徐世榮強調，公共利益是一抽象的名詞、也是法律不確定的概念，如何決定、定義、銓釋，是都市計畫及公共政策最核心的問題。
而至今政府都片面決定公共利益，方法是透過專家委員會來決定，例如都市計畫委員會、土地徵收委員會。但從委員組成來看就知道不可能公正客觀。不過並不是委員會可以信賴就應採取這種專家決定的邏輯，因為公共利益的銓釋權應回到人民這邊，而這必須透過聽證會形式來討論，包括土地徵收的六個要件。
書末，徐世榮以兩篇文章懷念張森文、朱炳坤先生，他們都是苗栗大埔案的受害者，而今都已離世。徐世榮以一段話與大家互勉：「台灣要向前走，一定要修正這種不公不義、侵害人權甚鉅的惡法。各位朋友，我們堅定信念，一起行動打拼，不信公義喚不回，讓土地正義早日回到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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