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溫室氣體減量法」歷經政黨輪替，依然爭議難解。國民黨上台後又將溫減法送進立法院，隨後幾度翻修，已不復當年面貌。去年底立法院審議完成，保留一半條文，4月中立法院決議交黨團協商。
隨後六大工商團體聯名反溫減法，包括行長院長劉兆玄、政務委員蔡勳雄、國民黨團多位立委、環保署與工商團體協商多次，並謂「雙方獲得共識」。今天公聽會還有業者說，「協商不下十多次」。
然而，綠黨辦公室主任潘翰疆相當不滿，批政府與工商團體協商十多次，「請問有跟環保團體協商半次嗎？」據了解，環保團體對政府與企業協商的所謂「共識」完全無法接受，一部攸關國家環境未來的溫減法，只見企業處處著墨、卻沒有環保團體的聲音。
今（1）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舉行公聽會，學者、業者、環保團體多人與會。各界對溫減法主要爭議如下：
‧溫室氣體減量應用效能標準、或排放總量管制
‧減量目標、期程應不應入法
‧溫室氣體抵換比例應多少才合理
‧台灣不是附件一國家，要用什麼身份參與ＣＤＭ
‧超額排放應處多少罰款
沒有目標的溫減法如何減量
今天包括環保署、企業都一面倒主張溫減法不應列目標、期程。環保署認為總統白皮書已明訂國家減量目標，而且行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已列入總統目標，大家就會朝
目標努力。在國際協商未達共識前，不宜將目標、期程入法，以保留國際談判彈性。但台大大氣系教授徐光蓉反問，「如果一個人要減肥，要不要有目標？」她說，減肥當然要有目標，才能依目標改變生活習慣，而不是成天喊「我要減肥、我要減肥」，然後沒有目標可依循。
徐光蓉說，其實有沒有法根本不重要，國際減量做得成功的國家很多都沒有訂法。「重點是有沒有政治決心」。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王塗發也認為，碳排放交易是建構在減量目標、排放總量上。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崔愫欣形容溫減法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她問，為什麼環保團體會反對溫減法？問題就出在許多內容令人不滿，包括沒有減量目標、期程。而且排放總量管制要在立法後5年才實施也太晚了（其實環保署的預計是8到10年）。
溫減法應改名為「溫室氣體能力建構法」
依環保署溫減法說帖，溫減法的定義是「建構溫室氣體管理架構」。而在架構表中有四個階段，「零階段」是立法前沒有法的拘束力下，由企業自願盤查、登錄與減量。
立法後的第一階段是「強制盤查登錄、自願減量」，這個階段會公告「排放強度」（例如生產一公噸鋼排放的溫室氣體不得超過一定額度）。雖然強制盤查，但減量還是以自願為主。
第二階段是「效能標準、抵換交易」，意思就是正式規範所有生產一定要符合效能標準（與排放強度意思相同），超過效能標準的要進行抵換交易。而且這個抵換如果在國外抵的話，要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ＣＤＭ）執行理事會認可的查證機構才算數。
第三階段才走到「總量管制」
，這個階段會有國家總量目標，國家目標再分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例如交通部、經濟部），再分給管轄的企業（例如中鋼、台電），無法減量則要抵換交易。但第三階段實施的前提是國際已明確給予台灣減量目標，只要國際沒給台灣目標，第三階段就永遠不會實施。在此之前，整部溫減法談的都是盤查、查證、登錄等屬於「能力建構」階段，還談不上減量，因此改名「溫室氣體能力建構法」或許比較貼切。
抵換比例高達50%合理嗎？
原本溫減法第17條規範排放源（企業）自己無法減量，必需要國外透過抵換專案或交易買回排放額度時，比例不得超過35%。但4月政務委員蔡勳雄與企業協商時竟取得「共識」，提高到50%。
工業界認為，國外抵換比在國內抵換成本低，台綜院代院長吳再益也支持，認為應給企業多點空間。然而抵換比例多寡牽涉環境的公平正義，在台灣汙染、在國外抵換，台灣能實質減量嗎？環保團體今主張，抵換不得超過10%，而且應禁止國外抵換。
環保署用「效能標準」管制是否能做到實質減量也很難說，例如，以排放強度管制的話，只能管到一噸鋼（或一個產品）能排放多少溫室氣體，但管不到企業生產多少鋼。因此這個企業只要增加生產量，即使管制效能標準，溫室氣體排放可能不減反增。
徐光蓉主張，不應用效能標準，要管制排放總量才合理。
減量成本？誰的成本？
徐光蓉追問，「成本，誰的成本？」民進黨時代的溫減法說帖至少還提到「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發電效率提升」，但環保署長沈世宏今天強調的是「考量減量成本、不傷及產業競爭力」。
徐光蓉說，所謂成本，不只企業成本，還有環境成本。溫減法最終要達成的目標是「產業結構調整」。環保署表示要在國外成立公司做抵換，徐光蓉說，這叫作「五鬼搬運法」，國內無法減量。而且國家拿錢到國外投資，國內如何控管也令人懷疑。
她質疑台灣非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要用什麼身分參與ＣＤＭ？立委田秋堇也說，她不認為這部溫減法能讓台灣真正減量。
能源三法加溫減法應同時考量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代基表示，減量還有許多工具，不是只有溫減法提到的排放交易、抵換。他認為，溫減法應與再生能源發展條、能源稅法等能源三法同時考量，同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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