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專案會議兩者效力完全不同，何來替代？
原文刊登於《風傳媒》
文‧朱淑娟2016.6.17
14日內政部審查「台南鐵路東移」都市計畫案，面對居民強烈要求應召開「聽證會」釐清四年來爭議難解的局面，內政部次長花敬群回應將召開「擴大專案小組會議」來取代「聽證會」，並表示「專案會議的法律效力絕對不比聽證低」。他這樣說真是誤會大了，不論從効力、資訊公開的強度來看，兩者完全不同、更無法取代。新政府如果真想樹立溝通典範，就好好為此案辦一場聽證會。
誤解一：專案會議可替代聽證會？是指鹿為馬
花敬群說「希望透過專案會議替代聽證會，這在都市計畫委員會是一個有法律基礎的程序，法律效力絕對不比聽證低。」
這種說法完全混淆了兩者的效力。兩者都有法律基礎，《行政程序法》第十節從54條到66條講的就是「聽證程序」。而且107條規範行政機關什麼時候可以舉辦聽證，其中還包括「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
政大地政系助理教授戴秀雄強調，一般來說有三種聽證程序：行政處分、制定法規命令、計畫確定程序。都市計畫的主要計畫在台灣司法界的認定是「法規命令」，當然符合應辦聽證的規定。至於效力，都委會、聽證會兩者都有、但層次不同，所謂都委會的效力，是指決定權。而聽證在法規命令上本來就設計成不具決定性效力，主要的效力是「蒐證、論辯、存證」。
行政程序法108條對於聽證效力的規範如下：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前項行政處分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事人。
也就是說，聽證依法必須完整紀錄，行政機關在做決策時必須斟酌聽證時各方提出的意見、證據，聽證紀錄將拘束行政機關裁量。聽證會中的討論，最後行政機關在裁決時，是否採納或不採納這些意見，都必須可受公評。
大法官解釋第709號對兩者做了精簡扼要的區分。聽證會是「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公聽會則是「由利害關係人向主管機關提出意見，僅供主管機關參考審議」，採不採納行政機關不必說明。
而花敬群提議召開的「擴大專案小組會議」，雖然他說「希望能夠相當程度上讓彼此有交叉詰問的效果」，但卻不必依據以上聽證的規定，而且由官方自訂遊戲規則、舉辦時間及地點，跟聽證會要先舉行預備聽證界定議題完全不同，而且聽證主持人要由受過訓練的人擔任，以這個標準來看，花敬群也未必有資格。
到時會開完了回到都委大會，委員是否斟酌會議中兩造所提證據就不一定，何況都委會是一個資訊完全不公開的場合，事前議程、會議資料不必上網，審查時還閉門，包括記者以及當事人全部不得在場，事後也不必交代決定的理由。
所以，聽證會才是民主程序的體現，在積極面可集思廣益、釐清爭議，讓行政機關、委員在做出決策前有更充分的資料可參酌。消極面還可以避免因充分不足做出偏私、專斷、甚至錯誤的決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在保護官方自己。
誤解二：過去都委會沒辦過，新政府才應該創立典範
既然聽證會才能體現民主程序，為什麼內政部要拒絕？花敬群說：「終究在過去台灣都市計畫下，並沒有所謂聽證方式，這個案子我們也不希望塑造一個特例。」
這句話說的再白不過，不是不能辦，是不願意辦，也許擔心此例一開往後沒完沒了，但講「過去沒有規定，不想創新例」恐怕不太好吧。
過去都委會就是因為過於封閉，搞得天怒民怨，民進黨接下南鐵東移案這麼有指標性的案子，難得可以辦個聽證從徵收源頭的都市計畫就好好處理一次，也是一種典範的樹立，如果因為怕麻煩所以不想做，那請問要新政府幹嘛？
而且過去四年南鐵東移案有太多「價值順位」的問題與衝突，這些在都委會的程序也無法處理，唯有在聽證會才能充分論述。這些包括：如果台南市府、自救會兩個版本都可以實現鐵路地下化，也具體可行，為什麼不必顧及居住權，而把工程經費問題置於私有財產權保障之上？
還有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徵收居民的家去做綠園道是不是？私有財產權保障的價值和工期及財務的考量孰高孰低？這些都必須論述。而聽證會就是一個最好的場域，回到都委會就很難觸及這些價值討論，而這卻是此案爭執的核心。
誤解三：行政沒有善意、惡意，民主程序不能再退
最後花敬群說，請大家看到他的善意，各退一步。但說實在的，行政沒有善意、惡意，就是為人民著想，做自己該做的事而已。反倒是該做的事不做，卻反過來要求大家各退一步。民主程序只有往走前，如何再退、又如何能退？
都市計畫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工程問題，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決定，誰做決定誰就要負責，如果有這個認知，新政府如果要給人民示範什麼是溝通、什麼是民主程序，那就請從召開南鐵東移案聽證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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