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娟／2010.10專題報導
鹿港天后宮廟巷內唯一不是商店的兩層樓古住家，「綠色主張工作室」的牌子在火紅對聯旁幾乎被淹沒。這個牌子自2000年掛牌起，漂泊半生的「環境弘法師」粘錫麟有了駐足之地。國中時反髮禁、不惑之年反環境汙染，如今年過七十，依然堅持「切‧格拉瓦」帽子下的長髮辮，反得更是從心所欲。
打開大門穿過客廳就是粘錫麟的工作室，大白天屋內也黑暗一片，六格窗外透著光線。打開燈走進工作室，在電腦前搜尋資料，看到當年反杜邦時在天后宮廟埕前，拿起麥克風對著廣場擠得密不透風民眾開講：「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看著看著眉眼都笑了起來。
電腦也是2000年才學的，那年他61歲。自此粘錫麟透過網路，身在鹿港小鎮，卻依然活躍於全國的社運界，一如1986年活躍於反杜邦的群眾裏。
粘錫麟有六個兄弟姐妹，從鹿港高中畢業後因家貧放棄念大學，「不是我功課不好，是我老爸經濟不好」。父親早說過，別叫我幫你找工作，於是拿著報紙到處考試，最後找到日新國小教職。1986年突然書不教了，說是從學校落跑，為了反杜邦。這是環境運動的第一戰，也是粘錫麟參與環境運動的第一戰。
戒嚴時代出來反政府，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他卻覺得理所當然，「我從小就反國民黨啊，到現在都還反對髮禁」。反杜邦運動喚醒台灣沉睡多年的底層力量，包括工運、農運、搶救雛妓、原住民等等，「那是台灣社會運動百家爭鳴的時代」。
為什麼反杜邦？「最早是抱著對鹿港生我、養我、育我那樣的感情出來反對的。」他想，杜邦的二氧化鈦廠對鹿港的經濟或許有很大幫助，但萬一發生危險，「鹿港就挫起來啊。」
他認為，鹿港的核心價值在於2、3百年的人文、古蹟，而事實證明，鹿港每年觀光人口達900萬，「鹿港要的就是這種無煙囪的工業」。
只是20年前鹿港反杜邦成功，並不能保障鹿港免於環境汙染風暴，如今的鹿港還在為反彰工電廠、反國光石化而戰，而這一次卻反得更辛苦。粘錫麟說，因為台灣民主走回頭路，官商勾結也愈來愈張狂。
回想起來粘錫麟覺得反杜邦成功真的是幸運，而這個幸運來自兩個因素：一是美國公司不懂得買票，跟居民都是正派說明。二是當時的總統蔣經國說，只要地方不同意就不會興建。
而當時民氣之所以高昂，他分析是因為國民黨到台灣來對社會底層的壓制太久了，剛好這些底層社會的群眾有這個議題讓他們宣洩不滿的情緒。當時的台灣也正從戒嚴走到解嚴，民氣可用，一個鹿港小鎮竟能串連周遭鄉鎮10萬人連署，最後杜邦宣布撤出鹿港。從1986.2.1反到1987.3.12總計400天，他笑說：「還有很多步數還沒上場就結束了。」
對照如今政府的違法、霸道，中科三期、四期、國光石化環評搞得天怒民怨還是要硬幹，心中何有人民、法制？他感慨：「在台灣你遇到這些官員、環評委員，你就沒有幸運了啦，早就判定輸贏了啦。」
「你想想看這些環評委員沒讀過書嗎？這些環評委員拿這麼多研究，他們不曉得要有避嫌的社會道德嗎？他們不是不懂，是根本就不必去避。」看多了環評委員的嘴臉，他忍不住在工作室門口牆上塗了大大的字：「環評委員良心加油！」
反杜邦成功後，他接著參與後勁反五輕，當時的士氣也很高昂，民眾喊出：「鹿港能，後勁也能」。但民眾在高雄煉油廠埋鍋造飯三年最後並沒有成功，只留下一個不清不楚的「25年遷廠」承諾，以及看的到、吃不到的15億孳息的回饋金。這一切都跟運動末期李登輝總統上台，強人行政院長郝伯村公權力壓境有絕對的關係。
而2007年林園民眾反對三輕擴廠最後也黯然收場，地方帶頭的人為了回饋賠上民眾的未來。粘錫麟說，當時反杜邦時堅持「三不」：不求償、不妥協、不畏縮。如今領導運動的人不再堅持、甚至出賣民眾未來、趁火打劫。「環境運動一談到回饋那就完了」。
如今政府全力為國光石化護盤，經濟部長施嚴祥公開表示台灣不能沒有石化業。粘錫麟說：「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很多國家不發展石化業，也可以做好經濟發展。
但台灣政府從農業轉入工業，一開始就完全不考慮外在成本，政策就是高汙染、低工資、低糧價，而一旦習慣於這種經濟模式，就不可能去做什麼產業改變，產業結構改變喊了十多年依然只是口號。
他說，水的問題在台灣是一個非常緊張的問題，但政府花200多億去弄一個集集攔河堰給六輕用，現在又要搞大度攔河堰給國光用，以低於成本價賣電、賣水給企業，這符合社會公平？社會正義？「完全嘸嘛。」
「這是一種剝削，空氣、水是人民的共同財產，國家絕對不能用這樣的手段去剝削人民的資源。真是混蛋！」粘錫麟說，政府以為現在跟科技面板產業、石化業的關係已經很好了，因此他可以出賣台灣了……
鹿港反杜邦至今24年，歲月無情，粘錫麟失去了青春、妻子、女兒，不變的是傳承自父親對生命價值的堅持。總是戴上帽子，T恤、牛仔褲、運動鞋，彷彿只要拉上門，他又可衝到天后宮廟埕旁，拿起麥克風，對著廣場擠得密不透風廣場民眾開講：「我愛鹿港‧不要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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