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烏龜會長壽的迷思，讓烏龜變成熱門放生物種，捕捉的烏龜在狹窄的空間裏
反而造成更多傷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提供）
原文刊登於《風傳媒》
文‧朱淑娟2016.5.3
「放生」的原意是「護生」，希望救援被禁錮、遭受暴力、面臨危險的不幸動物。但時代變遷，放生變相為商業活動，各式各樣的蟲魚鳥獸為了滿足放生需求，被買賣或捕捉，過程中反而造成動物痛苦及死亡，而且混亂了生態環境。
這種放生亂相，政府卻幾乎沒在管，日前農委會林務局終於提案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32條，規範「釋放(放生)經飼養的野生動物，應經主管機關同意」，而且還會另訂子法管理放生的程序、種類、數量、區域。也就是說，未來放生要事前「審核」且遵守相關規定，雖然不滿意、但至少有最起碼的管理方式。
但4月14日立法院經濟委員初審時卻決議不審放生法條，反而通過爭議大的原住民基於自用可以獵捕野生動物，事後引發喧然大波。召委林岱樺主動提復議案，將初審決議修正成必須先經黨團協商，20日經濟委員會通過復議。她承諾協商前會先辦公聽會，有共識後才會協商，也很快地在27日舉辦了放生公聽會。
事前審核，可以管制不當的放生行為
公聽會中，各界對於要不要事前審核有不同意見，但「反對不當放生，且要顧及生態」幾乎是所有人的共識。
依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過去三次大規模的放生調查，2,500個宗教團體裏約4分之1在放生，每年數量達2億隻。另外全國155家鳥店，其中63家會供應放生鳥，並接受放生團體定貨。這些鳥在野外本來活得好好的，被捕捉後放到倉庫、用標準化的箱子運輸，過程中造成許多死傷，放生不成反變造業。
而把動物放生到不適合的地方，動物可能無法適應新環境而死亡。幾年前一位香港學者在台灣的放生研討會中提到，曾經發現一隻烏龜殻上被刻了「放生」兩個字，導致龜殻破裂引發肺感染而必須把牠安樂死。
美國紐約佛恩寺常住本空法師也提到一個例子，紐約中國城在東河，經常有中國人買巴西烏龜放生到東河，但東河是鹹水，烏龜經常會鹹死。有人在東河散步看到把牠救起來放到中央公園，但冬天冷烏龜又會凍死。
另一方面，把動物集中到某個地區野放，對生態的影響相當大。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系系主任林本炫說，有些人認為放生功德很大可以治病，就衍生出生什麼病要放什麼物種的類型。放生對生態的長遠影響很難評估，很多是現在看不見的。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裴家騏舉了一個例子，把白頭翁從西部拿到東部野放，造成烏頭翁即將滅絕，對於一個數萬年產生的物種消失是我們要看到的嗎？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顏聖紘提到，現在大量放的是水生動物，絕大多數是養的、也都是外來種，例如吳郭魚是非洲來的，而且放在開放環境中都是問題。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林良恭也提到，台灣畫眉跟放生的大陸畫眉雜交，基因改變的影響更厲害，造成台灣畫眉數量愈來愈少。
不只野保法，動保法的放生法令應該一併修改
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執行長慧明法師反對事先審核，她認為放生不等於放死，只要符合科學的方式、注意生態保護、數量管制、事後評估，放生就不會破壞生態。如果要事先申請，就要事先預定，有違「隨緣放生」的精神。
但中研院民族所教授朱瑞玲認為，大型放生的集會方式很受到矚目，很多也都是預先準備的，會公告，而且在一個月、二個月、甚至一年前就有行事例，可見要符合政府的法令(事前審核)應該是可行的。
另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表示，目前修法只規範「經飼養的野生動物」才要事前審核是不夠的。他舉例，如果早上去買，下午運到別的地方去放，這算不算「經飼養」？他建議「經飼養」這三個字應去除。
另外，目前的放生行為並不只是野生動物，更多的是經濟動物，把這些動物放到野生動物棲息地同樣會造成問題。以立法院的高度，這點不容迴避，應要求農委會一併修動物保護法，明確規範經濟動物，非經同意也不得放生。
做功德不一定要放生，還有很多更有意義的做法
當然法令無法完成禁止放生行為，但放生就等於做功德嗎？隨著對於放生行為更多的理解，愈來愈多人改變作法，把資源投到更實際有效的地方。朱增宏提到，2009年重新調查放生行為後發現，25%的放生團體已經改變，把放生經費用於野生動物保育、急診、或提倡素食。北市野鳥學會副組長蔣功國也發現，有些放生團體已在改變，在宗教團體祈福下，請鳥會協助救傷鳥野放。
總之，怎麼做才是對動物、對生態是好的，這才是放生最初的本意。任何修法都應該回到這個初衷，而立法委員更是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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