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娟／2010.10專題報導
台灣發展石化業60年，帶來對環境、人民健康的危害在石化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已陸續顯現，石化廠火災、廢水汙染、空氣汙染不是現在才有。只要到高雄縣市、彰化、嘉義、雲林等地石化廠附近問問居民，就知道這些日子以來，居民時時刻刻都活在石化汙染的無奈中。
最近各界對於是否興建國光石化的辯論，不外乎把經濟與社會成本加加減減，看那個大、那個小。經濟很容易理解，就是賺錢的意思（姑且不談錢被誰賺走了）。而社會成本是什麼呢？對經濟學家來說，土地、人命都可以計算，還可以用電腦模擬，非常科學跟理性。
但對住在石化廠附近的居民來說，所謂「社會成本」，是每天抬頭就會看到一桶桶寫著苯、聚乙烯的油槽，或是不時冒著黑煙白煙的煙囪，打開窗戶就會聞到陣陣酸臭味。偶爾來的外地人常覺得奇怪，為何當地人很少有人戴口罩？這沒什麼奇怪，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了，日子總得過，總不能無時無刻戴著口罩吧。
偶爾發現針對石化廠附近居民健康風險調查報告，調查項目不外乎體內汙染物濃度、或各種癌症分析。我常想，為什麼沒有精神類疾病分析呢？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是我住在這些地方，在還沒得到疾病、或無法證實這些疾病與石化業有關前，可能因過於焦慮而精神狀況出現異常。
請問，焦慮跟精神異常的社會成本，要怎麼計算呢？
再來談談疾病無法證實與石化廠有關這個議題。不論是新三輕更新、或六輕、或國光石化，開發前廠商提出來的環評報告書，所有汙染排放都以科學方式精算過，而且也以科學方式保證汙染絕對在「可接受範圍」。
然而一旦發生空氣、廢水汙染事件，臭味、農漁業、以及各種損害，往往在科學上又無法證實與石化廠有關。
科學有其侷限，為何在開發前又忘了侷限，直接認定風險可接受？又何以在出事後，又以科學的侷限去撇清自己的責任。
回想起2008年林園工業區內的中油三輕提出擴建案，蓋一座年產80萬噸乙烯的輕油裂解廠，取代原有年產23萬噸乙烯廠，環評時談到居民的健康風險時，成大教授李俊璋、台大教授鄭福田都強調，沒有直接證據顯示林園工業區與附近居民癌症的相關性。
李俊璋還說，據他調查當地居民生活習慣不好，抽煙、喝酒、吃檳榔，他建議居民如果要降低致癌風險，可以從改善生活習慣做起。李、鄭兩人後來受環保署之邀，成為「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的撰寫人。
而如果你是農民，有一天土地被汙染，明知道可能那家工廠是禍首，但卻遲疑不敢聲張。上月凡那比颱風水淹高雄城，高雄縣岡山鎮的允成工業區正對面一處芒果園，在淹水退後發現芒果園土壤全都浸泡在焦黑、厚重的油汙裡，芒果園中的種的蕃茄已全數死亡，現場瀰漫刺鼻噁心的臭油味。
農場主人事後通報環保團體，但一談到要不要請政府單位來處理時，主人又遲疑了起來，因為一旦報案，在還找不到誰是汙染農田的禍首前，農田就可能先被公告為汙染區禁止種植。後來跟主人聊得比較多以後，他拿出一份之前委託某機構做的地下水檢測，發現地下水的多項物質已超過汙染管制標準，知道汙染還繼續種植？不然怎麼辦？
請問，農田的土壤及地下水汙染，社會成本要如何計算？
多數石化廠位在人口密集區，而且還佔據城市的精華地帶，一位住在工廠對面的民眾站在住家頂樓，指著工廠再過去的捷運站說，「如果不是工廠擋在這裏，從這裏一直線走到捷運站一下就到了」，而現在他要繞過整個工廠才能到捷運站。
高雄煉油廠為了防止噪音，在最近住家的廠區邊蓋了20公尺高的隔音牆，像一堵巨大的牆，住在牆外的人，這堵牆就像城市的邊界。
請問，這種「繞路」、「視覺」的社會成本，要如何計算？
而主管工業區的經濟部工業局、中油公司等業者，對於石化廠對居民造成的這些影響，曾經有過檢討嗎？記得在採訪工業局長杜紫軍時，他是這麼說的：全世界很多石化廠都離市區很近啊。而中油一位高層也說，早期高廠設立時附近都沒有住家啊，是這些居民自己搬來的。
石化廠管線、儲槽多，一不小心就有工安事故，小事故工廠的緊急設備就處理掉了。大事故蓋不住的，有些石化廠也發展出一套「安撫」工安事故、或是「打壓」反對聲音的模式，講白一點就是「威脅利誘」。
能用錢解決的就用錢解決，居民甚至連不想拿錢都無法自主，因為所謂民意、談判，都是地方「角頭」才能決定的事。而至今中油公司在林園鄉有一筆「敦親睦鄰」基金，學校翻修沒經費的、社團辦活動需要贊助的，都可以向中油申請。
林園鄉是一個典型的石化受害城市，但奇怪的是在所有石化汙染的討論中，大家只記得後勁、六輕，林園鄉似乎被遺忘、或是被刻意忽略。偶爾談起林園，還算不少的人會說：「他們拿很多錢耶」。
所謂「拿很多錢」是指1988年9月20日，林園工業區廢水外溢，造成附近汕尾漁港魚蝦大量死亡。事後政府賠償林園鄉民總計13億元，家戶拿到5萬、8萬不等的賠償金。5萬、8萬買斷了林園人的生存權。
一位林園鄉小學老師回憶，1988年時他在台北念大學，從電視看到自己故鄉的民眾闖入林園工業區，切斷汙水廠電源，造成10多家工廠停工。他當時的感覺是：「我的鄉親怎麼都變成暴民了？」
另一位林園人在外縣市念書，剛好念的是健康風險，只要上到跟工廠附近民眾的健康風險議題時，他就要一次又一次被問到，「你們林園鄉有拿錢啊。」他覺得很羞愧，而林園人也在羞愧、以及被扭曲的價值觀中，成為被遺忘的城市。
曾經一度我相信，錢也是減少損失感的一種方式，某種程度還給受害居民一點公平正義。但話說回來，很多東西是無法賠償的，尤其是汙染這件事，只要開始談所謂的條件，那居民所堅持的就一點點輸掉了，甚至到最後還輸掉了外界對居民的觀感。
後勁、林園在高雄的一北一南，走在後勁你問10個居民，10個都會說：「這煉油廠一定要關的啦，我們後勁人不像林園，又沒有拿錢」，因為沒拿錢說話理直氣壯。但可憐林園人，又拿到多少錢呢？
不能用錢解決的，有形無形的手段隨時都能用上。前林園鄉主秘黃健君因為站出來反對新三輕擴建，與鄉長立場不同，從主秘一路降到圖畫館管理員，最後被迫退休。站出來保護家鄉最後卻落得傷痕累累。
還有一位站出來反對三輕擴建的年輕人，他的父母在林園有社經地位，但90多歲的祖母過世時，剛好是反對運動最激烈的時刻，到家裏慰問家屬的人卻出奇地少。他父親抱怨是因為他參與運動的緣故。
參與反對運動的人一個個受傷，小學老師蘇義昌問自己：如果四輕要擴建（三輕、四輕都在林園工業區內），我還要站出來反嗎？
民國62年政府推動十大建設，在那個年代，十大建設象徵的是榮躍、起飛，林園鄉被選中成為其中的石化園區，是何等至高的榮躍，而漂泊不定的捕魚日子，如果能改到工業區上班，居民也相當期待。
然而林園鄉的環境很快就有了改變，水岸城市四分之一的土地變成煙囪林立的地方，林園鄉是高屏溪出海口，緊臨河岸邊的不是廣闊的景色，而是一根根冒煙的煙囪。
我一個外地人在河岸站了許久，一直不敢轉頭看左邊的煙囪，心中想的是，為什麼30年來沒有林園人站出來控訴：「是誰竊取了我的河岸？」
請問，河岸景觀的社會成本，又該如何計算？
而當初工業區承諾的繁榮地方、促進就業呢？上下班時間，林園工業區附近的石化一路、二路（林園鄉的路也變成石化一路、二路…）遊覽車進出頻繁，多數工業區的員工不住在林園、也不在這裏消費，上、下班全都交通車接送。
高雄煉油廠更像是後勁的租界地，有自己的員工宿社、餐廳、康樂中心，中秋節送員工的月餅是廠內自己的麵包廠做的，連一年中最重要的送禮日子，後勁商家都賺不到高廠的錢。
甚至還有自己的「油廠小學」，這個小學從民國36年設立至今（35年中油公司接收日據時代海軍煉油廠成立高雄煉油廠），油廠員工小朋友都在這裏念書，因為堂堂中油員工的子弟，怎麼可以跟後勁那些野孩子一起念書呢？
可以說，高雄煉油廠員工在廠內過的是與後勁居民完全隔離的生活，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重建一個不同於後勁的生活圈，當然是比後勁人更好的生活品質。
人無從選擇歷史的因緣，只能在因緣裏隨波逐流。為了做石化專題，從後勁、林園、到仁武、大社，匆匆穿越一個又一個石化重鎮，回到台北竟然有劫後餘生的感覺，覺得自己真是幸運啊，沒有住在石化廠附近。
但誰又該跟石化廠住在一起呢？
台灣社會從貧窮走來，如今也算是個富裕繁華的國家。但當權者今日給台灣人的夢想，還是要賺更的錢、買更多的東西，一如當年窮怕了的小孩一模一樣的夢想。究竟我們還要再賺多少錢？而我們又該賺什麼錢？
國光石化該不該蓋，當然與經濟、環境都有重大關係。而石化廠對附近居民的生活（應該是生命）干擾，卻用「社會成本」簡單帶過。或許我們這個社會習慣鼓勵「成就大我、犧牲小我」，然而誰該是大我、誰又該是小我？
如果社會公平正義還值得追求，我想是，當我們在做任何選擇時，都考慮到一個單獨的人，然後想，我們該做什麼選擇才不會傷害到這個人。
為了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我們台灣人少賺一點錢，又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