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卓越新聞電子報》
文‧朱淑娟 2019.11.14
要常將你的讀者放在心上，如果沒有忠實讀者，你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史蒂芬‧金
在前兩篇「獨立記者的生存之術」、「獨立記者的寫作策略」中，我談到獨立記者起步之後，要找到一個想專攻的報導領域。但有了領域之後不可劃地自限，需要不斷延伸議題才能持續學習。獨立記者不受版面限制，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完整的訊息，「細節」正是一篇文章的靈魂所在。
資訊取得容易，更要提高警覺
網路時代，資訊取得容易，但也讓記者陷入兩難。
現在我們很容易可從搜尋引擎、社群媒體找到訊息、或某人發言，並直接引用到文章中，但這麼做其實風險蠻大的。因為網路訊息真假難辯，即使對方寫在平台上的訊息，文字表述也因不嚴謹、簡略，看者未必真能明白他的意思。
舉一個例子，2018年9月內政部審查「台南鐵路地下化徵收案」時，交通部提出一個數據，指徵收範圍內的私有地「面積」1.59公頃，其中1.05公頃同意以協議價購方式被徵收，必須強制徵收的「面積」只佔34%、0.54公頃。
不同的計算基礎，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交通部提供這個數據是要表達「多數人」已同意被徵收、只有「少數人」不同意。先不論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採取多數決是否合理。然而，基於少數服從多數的成見，審查委員看到這個比例，的確會比較傾向通過徵收案。
但不同意者真的只有34%嗎？
這牽涉到計算方法，交通部採取對自己有利的計算方式，用土地「面積」做為計算基礎。但一個地主不論他有1坪地、或100坪地都是一戶，也都有資格表達被徵收與否的意願，因此計算基礎應該用「筆數」、不是「面積」。
如果用筆數計算的話，徵收範圍內有334筆私有地，不同意徵收有237筆，所以不同意比例應該是70%、不是34%，不同意者才是多數。
或許有人對於用面積或筆數計算有不同看法，但記者的職責是傳遞訊息，看到爭議訊息不要輕易略過，而是左思右想其合理性、並忠實傳達給讀者。讓讀者擁有更充分的訊息、自己做出判斷，這可視為記者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補充另一個例子，2012年前苗栗縣長劉政鴻要徵收後龍灣寶農地做科技園區，他在內政部區委會審查時提出一個數據，指計劃區內的農作產值不好。他的計算方法是「實際種植地+休耕地」，得出每公頃產值只有4.5萬元，以此說服委員，這塊農地產值低，不如改做工業區。
但休耕地不等於廢耕地，農委會也將之視為待活化耕地，因此計算產值不應納入休耕地，而是「實際種植地」。這樣算的話，計畫區內年產值683萬元，種植面積25.67公頃，每公頃產值應該是26.6萬，是高產值地區。
台南鐵路地下化土地徵收案爭議七年，土地利益與居住正義之間的糾葛
，需要更多分析報導，以拆解這個社會未解的難題。
看似客觀的大數據，可能充滿偏見
現在許多研究或報導都會使用大數據，但只看數據卻可能出現盲點。去年春季枯旱時，有一篇報導點名湖山水庫蓄水率低，並列為危機水庫之一。但其實湖山水庫那時才剛蓋好，正在做蓄水測試，不能拿來跟正常運作的水庫比較。
有時提供數據者具有立場或偏見，就會篩選出因果不明、或無意義的結論。政大教授李金銓在「傳播縱橫」一書中提醒：「大數據貌似客觀，其實程式設計師在編碼時，可能不自覺反映社會普遍的文化、種族或性別偏見。」
「因此搬出大數據所做的比較時，要考慮他是否公平合理，並注意數據來源(例如菸商、藥商、軍火商、政客等利益團體)是否企圖發布對己有利、對人不利的消息。一旦大數據的結論與自己的想法吻合，就要特別提高警覺。」
曾有一個團體指環保署空氣監測數據造假，他的佐證是每年近4萬筆數值消失，看起來好像很多，但沒有提數據缺值比例多少、是否在容許範圍內。進一步計算發現近三年的缺值比例是7.0%、5.3%、6.3%，這個缺值比例是否過高，就值得進一步討論。
而這個團體提出的第二個證據是「有些站常在pm2.5飆高後，下一小時就進入設備維護，把高值拿掉。」但所有數據都如此嗎？
發現某一日的24筆數據從60~121微克，只有一筆被註銷，就是最低的那筆60微克，其餘23筆全數保留。另一日註銷8筆，從 61~75微克，但有六筆61~75微克的數值沒有註銷。
記者應是懷疑論者之一，對訊息心存懷疑、甚至先假設以上皆非，不要只看對方提供的數據，而是擴大搜尋範圍，就能看出數據是否矛盾、結論是否偏頗。
注意因果不明、有侷限的研究
而用大數據所做的研究，有時因果並不嚴謹，但因結論符合一般認知或期待，就會認為(應該)是真的，並不假思索就寫進報導裏。
今年有一份從大數據統計而來的研究，指20年來高屏地區肺腺癌年增率比北部多15倍，由於患者半數沒抽菸，研究學者「懷疑」跟空汙有關。
雖然他強調只是「懷疑」，但空汙會引發肺腺癌早有多份研究佐證，加上南部空汙的確比北部嚴重，南部團體就直接確認兩者關係。但真正嚴謹的報告不只從大數據篩選，肺腺癌成因也不只空汙，但這些都因成見而被刻意忽略。
此外，調查時間、研究方法也可能出現研究的侷限。有時因經費不足，採樣數有限，或調查時間過短、或根本調查時間不對，秋冬是空汙嚴重季節，但卻在夏季採樣，這樣調查得出的結論，無法呈現真實情況。
而「平均」有時並不具意義、甚至掩蓋真實情況。例如，一片農地中的一小塊區域重金屬超標，學者研究時不直指這一小塊區域，而是把這整片農地切成九格分別採樣，結果是「平均」這塊農地沒有超標，那一小塊受汙染區域的數值被平均掉了，但這塊農地不會因為這樣而變成沒有汙染。
不說假話，卻隱藏重要「真話」
政府提供的訊息陷阱就更多了，現在政府愈來愈精於話術，他可能沒有說假話，但卻隱藏重要的真話，意圖是混淆訊息，讓人民無法查覺，進而做出對政府有利的決定。這時最能考驗記者對事件的知識、法令、以及行政的理解程度。
舉一個例子。老舊柴油車是交通空汙主要來源，但過去法令規定只要符合「出廠」排放標準就算合格，於是一部車開了20、30年，排放標準都改革好幾代了，但這部老車永遠不必淘汰或改善，導致烏賊車滿街跑。
去年空汙法修正後，授權環保署可提高出廠10年以上老舊車輛排氣標準，但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後，基於選票考量，又宣示老車只要符合「出廠」標準。
如果不是長期觀察空汙的記者，很難理解「出廠標準」、「新標準」之間的差異性，也很難明白蘇貞昌其實做了一件讓老車管理倒退20年的事。
另一個例子是高雄大林蒲遷村，政府隱瞞資訊幾乎到了蓄意欺騙的地步。一開始說造成環境汙染跟居民道歉，還說要還他們公道幫他們遷到環境較好的地方，而且承諾「一坪換一坪」、不會讓大家有負擔。
之後才發現原來蔡政府早就規劃要用大林蒲的土地做工業區，並不是為了空汙要幫他們遷村。而之後又說法律上沒有一坪換一坪這回事，所以要跟他們「協議價購」，但卻不說「協議價購」就是土地徵收的一個程序。不懂法律的居民還以為政府會好好跟他們協議、並用雙方合議的價格把地賣給政府。
殊不知，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只要協議不成政府就可直接徵收，以前文提到的台南鐵路地下化為例，反對徵收者高達七成，但最後都被強制徵收。最後答案揭曉，政府就是要徵收大林蒲的私有地，這跟一開始說的天差地遠。
政府對高雄大林蒲的徵收說詞，已到了幾乎欺騙的地步，
記者的職責是拆解政府話術、傳遞真相、並要求他做出合理決定。
報導的兩難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在「雜食者的兩難」一書中提到，雜食動物遇到可以吃的新食物時，會同時產生兩種情緒，一是「恐新症」，害怕吃下新食物；二是「喜新症」，願意冒險去開拓味覺新領域。
這個比喻用在記者身上蠻貼切的。看到新訊息時，記者也會同時產生這兩種情緒，要克服恐新症，需要細心拆解資訊內容，就不會被蒙蔽，無意間做出偏見或不實報導。另一方面，不斷接受新訊息挑戰，就能為自己找到新邊境。
空汙已成為民眾最關心的議題，但管理手段是否真的有效，需要記者
更有耐心去拆解數據，促使政策真能站在民眾這一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