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獨立記者的嚴謹與中立


朱淑娟2013.6.19

某媒體邀我跟記者朋友們談談「獨立記者如何做到嚴謹與中立」,其實「嚴謹」、「中立」是新聞業千古不變的守則,更是新聞價值之所在。之所以特別提到「獨立記者」,主要是好奇獨立記者少了守門人(媒體組織)的提醒跟把關,如何建構新聞證據力做到「嚴謹」、且不受個人好惡左右做到「中立」。

而我認為,「嚴謹」與「中立」是獨立記者以「個人品牌」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兩個態度。換個角度,這也是社會檢視獨立記者報導價值的兩個指標

要做到這個,說難很難、說簡單也很簡單。先說簡單的。

一位在台唸傳播學院的大陸同學問我:「少了大媒體做靠山,你報導新聞會不會比較危險?」我說:「其實在大媒體裏更危險。」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屬於某個組織,基本上報導前需經過提案、討論、決定主題、篇幅、採訪對象,最後要設定符合這個媒體支持的觀點與立場。

也就是說,一篇掛著記者名字的報導,其實是集體智慧、專業分工的產物,記者只是這個集體智慧的執行者(而且未必全盤認同)。而一篇並非自由意思完成的報導一旦有誤、或觀點被質疑,掛名報導的記者就得概括承受幾乎所有的批評,而往往很難去追溯這個錯(或偏見)究竟是何人、那個環節所造成。

談到這點,相信很多記者都點滴在心頭。而尤其可怕的是,組織意志某種程度會形成一種氣氛,引導記者去過濾、篩選訊息,看見「想看見的」、訪問「想訪問的人」、寫出「想寫的內容」,記者當下往往很難掙脫(或某種程度同意)那個氣氛,事後發現有誤,但報導出於自己之手,錯了也是啞口無言。

順著這個邏輯往下問,獨立記者少了守門人(媒體組織)的提醒跟把關,是否就無法建構新聞證據力做到「嚴謹」、且不受個人好惡立場左右做到「中立」?

如果從減少組織干預、擁有報導主導權、獨立判斷這個角度來看,獨立記者反而更能保有報導的純粹度,也更能做到「嚴謹」與「中立」。

相對中立

不過要特別強調,「嚴謹」指的是方法,所謂「中立」卻是一種相對概念,沒有人能做到「絕對中立」,記者或多或少都有偏見跟立場,只能追求「相對中立」。

先說我的立場(或偏見):我認為政府施政應符合「程序正義」、「實質正義」,企業在追求個人利益時應負起「社會責任」。然而程序正義、實質正義、社會責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因此人民有「參與及追討」的責任。

而我所謂的「相對中立」,指的是盡量開放自己的態度去聽不同聲音。但報導的呈現不只是交代各說各話而已,最終無可迴避要坦承自己的觀點。

當然是否嚴謹、是否中立(相對中立)不是自己說了算,還得受到社會公評。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如何做到嚴謹、中立(相對中立),是獨立記者的挑戰,也就是我所謂難的部份。

態度決定高度

跟其他工作一樣,記者也有「基礎工程」,包括如何找訊息、解讀訊息、將訊息變成報導、處理採訪/受訪的衝突關係、平衡自己的生活以及時間管理等等。

另外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初問自己,為什麼當記者、記者存在的目的是什麼?以我個人而言是希望透過報導去舖陳社會良性對話,然後透過追討程序正義、實質正義,去落實社會公平、最終就是促進社會以及民主的進步

然而有些媒體有意、無意選邊站,導致更不容易把事情說清楚。不過一位同業倒說的有理:「他們就是不想把話說清楚啊。」這種態度跟政黨老是故意製造二元論一樣,反核就是反用電、反國光就是反開發,而只要不把話說清楚,就有了對戰的籌碼,至少能掌握另一半票房。既然如此幹嘛把話說清楚?

有的則認為,官方資源已經夠多,要把所有報導資源留給「弱勢」民間團體。這種打著正義之旗的態度,有時反而比黨派選邊站更可怕。於是記者到了一個現場,還沒開始工作就先把反什麼的旗子掛在身上。在室內採訪,面對官員及審查委員的電腦背板貼的是「土地正義」、「反核不再有下一個

一個原本應該扮演橋樑角色的記者,一開始就先給自己貼標籤、預告自己的立場,你覺得那個良性對話是否可能被順利舖陳?當然有時被要求平衡報導,他們也會訪問對立面的官員或業者,但通常也只為了達到「裝飾」效果而已。

而且很不幸,現今許多打著「弱勢」、「公益」名號的社會運動,背後可能反而是長久以來罷佔生產工具的既得利益者,因為新政策導致「私益」受到衝擊,於是就拿施政措施的不足反政策,故意不談政策的是與非,因為只要罵政府一定有票房,至於罵什麼有時也真的不重要 

社會運動不把話說清楚還有許多未說明的理由。一個動保團體曾說過,如果他去救一隻流浪動物,媒體大幅報導,很容易觸動憐憫之心,當下捐款就很多。但如果他們去推動流浪動物收容所人道管理,媒體興趣缺缺,很難得到共鳴。

目標決定行動,於是你看到某些團體整天東測西測,這個有毒、那個不能吃,但就是不去處理法規或結構性的問題,因為這個花時間、沒掌聲,結果在享盡媒體報導的聲光效果後,一切都沒什麼改變。

相反的,有人願意花10多年時光去推動一個立法(例如濕地法),沒有人給他獎盃、也沒多少掌聲,但卻為環境建立了可長可久的制度。

有的記者則忙於找爆點,因為(或自以為)有爆點才有讀者。例如月初日本反核學者菊地洋一,用兩個多小時從各個面向去談為什麼他要反核,但當天主持人一句話:「台電拒絕他參訪核四」卻變成幾乎所有媒體隔天的新聞主軸,至於他那兩個小時說了什麼,讀者就不知道了。

高度決定深度

而當你願意把「舖陳社會良性對話」當成努力目標,就取得了報導的高度,基於想深入了解問題關鍵、找出該為事件負責的人,通常需要多聽各種不同勢力的聲音,聽得愈多愈有能力拆解問題。

以農委會推動的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為例,事後有土雞業者上街頭抗議,媒體訪問在市場賣雞的攤販業者,大意是指他以賣雞為生,這項政策讓他無法維持生計。老實說這樣的報導充滿破綻,首先要釐清的是,他的生計無法維持,是市場禁宰活禽「政策」造成的、還是農委會「電宰場容量不足」,導致他無雞可賣生意下划?

如果是後者,記者該罵的是推動政策的官僚,為何在政策上路前不把電宰場的配套措施做好、問題在哪裏、如何改進等等,而只要這個問題被解決,這位攤販業者的問題也就跟著被解決,不會有無法維持生計的問題。而在這段改善期之前,應給予這些因政策受影響的業者應有的補償,將衝擊減到最低。

新聞是一個細緻的工程,要做到嚴謹、公正,關鍵還在細節,而追求細節沒有什麼巧門,就是要願意花時間,在有限的時間裏,盡可能看更多資料、訪問更多人,然後針對一些不同的說法來來回回反覆辯證。

例如六輕每年究竟排放多少揮發性有機物,各方說法都不同,環保團體說3739,台塑說2339,那其中差了1400究竟出了什麼事?如果你只是呈現各說各話的兩個數字,讀者看完這個報導還是一團霧水。

證據決定可信度

繼續追問才發現原來這1400噸是台塑漏列了其中五個製程的排放量。而台塑會跟你說,當時六輕環評結論表示只要算其中七項排放,並沒有說要算這五個製程排放,何況過去都是這樣申報的,官方也沒說什麼啊。

那官方怎麼說呢?環保署說,因為台塑過去的排放都未超過環評結論核給的4302,既然沒超過就不再追究申報量。但這還是沒有解答「環評結論究竟有沒有白紙黑字寫出VOCs排放只能算台塑說的那七項排放?」

最後翻出2004119日的環評結論是這樣寫的:「揮發性有機汙染物VOCs排放「總量」每年不得超過4302」。這下真相大白,原來結論明明白白寫的是「總量」,並沒有什麼只能算其中七項排放那回事。

事實證明,有堅強的證據力才能建構嚴謹的報導,進而建立可信度。而對於獨立記者而言,要建立報導的信任度,需要長時間專業知識的累積以及對事件的觀察。而既然你要追討別人的「程序正義」、「實質正義」,就有責任去落實「報導正義」。

什麼是「報導正義」,就是你要把話說清楚,究竟誰的錯、為什麼錯、錯在哪裏、誰該為錯誤負起責任。為了把話說清楚,報導就要格外小心謹慎,基本上遵守「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原則,避免流於情緒性的紓發,選字用語也提醒自己盡量不夾帶私人情感。

總之,如果你認同記者的工作是「舖陳社會良性對話促進社會進步」,那就應該努力去揭穿社會的「理盲、心盲」(包括政府、民間)。革別人的命之前,得先革自己的命,面對這些街頭天天上演的事件,你得經常反省自己的態度是什麼。

有了態度,獨立記者(應該說所有的記者)所追求的「嚴謹」、「中立」(相對中立)就有了方向,再來就是能做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了。

1 則留言:

周丹琇 提到...

我去隆乳後,長了腫瘤,得了乳癌,政府還幫助犯嫌要殺我滅口
全國警察及檢察官結夥幫助犯嫌對我強盜,擄人勒贖故意殺人及犯罪,並要殺我滅口
(警察及檢察官及犯嫌還找人把我網路的求救文章刪除,妨害我救救)

我快被犯嫌殺死了(全國警察及檢察官幫助犯嫌一再對我犯罪,並一再隱匿犯罪,食髓知味,不但未給我公道,還助犯嫌下毒殺我,我快被犯嫌殺死了.犯嫌,警察及檢察官裏應外合,對我強盜,犯罪,我只是平常百姓,無力抗拒,全國警察及檢察官,幫犯嫌犯完罪後,現在要殺我滅口,我快被犯嫌殺死了)
一.警察及檢察官幫助犯嫌,犯嫌是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73之2號3樓藝術整形診所吳武璋醫生及賣藥的廠商及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隆及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交通組林俊燁及新北市淡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臂章14167員警及台北市停車管理處處長及會計室人員及桃園蘆竹鄉公所鄉長褚春來及會計室趙翊婷及顏毓芬及台北市敦化南路派出所臂章4100及4284員警及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派出所臂章14152與14088員警對我犯罪,全國警察及檢察官幫助犯罪.我快被殺死了.
二.犯嫌下 毒使我得癌症,要殺死我.我快被殺死了.我去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73之2號3樓藝術整形診所吳武璋醫生那邊整形,整形後長硬塊,經檢查是乳癌.我快被犯嫌及政府殺死了.犯嫌還強盜我的錢,讓我二十多天沒錢吃飯,及沒錢就醫.,犯嫌毆打我及綁架我..民國九十多年我住台北縣新莊時,犯嫌就曾下毒要殺我,當時讓我不定時產生幻覺,有時甚至幻覺活在草地中.(而草地中根本在我的腦筋中是沒有車子的,我可能隨時會被撞死,而且當時連人與物都不認識,甚至連上廁所都不會).警察不但未依警察法防止危害,甚至讓犯嫌一再對我犯罪,甚至下毒殺我使我得癌症到達快死亡的地步. 公道何在.他們甚至,把我錢強盜光了,不但我沒錢生活,而且沒錢治療, 甚至還讓我整個胸部潰爛,必須每天換藥,而我根本沒錢買紗布換藥,醫生還叫我請看護,我都沒錢付掛號費,沒錢搭公車,怎麼會有錢去治療及請看護.我兒子生活費及註冊也沒有錢.我的錢被全國的警察及檢察官及犯嫌強盜光了.我快被犯嫌殺死了.台灣平均女性存活年齡為八十三歲,而我還不到四十七歲. 警方及檢方及法官及政府人員,還會教嗦記者故意不要報導,並且用各種方法,教嗦別人把我網路寫的求救信刪掉.(他們不想讓全國民眾知道政府正在強盜殺人,他們想達到殺人既遂的行為)